原文
夫作为书论者，所以纪纲道德，经纬人事，上考之天，下揆之地，中通诸理， 虽未能抽引玄妙之中才，繁然足以观终始矣。总要举凡，而语不剖判纯朴，靡■ 大宗，惧为人之惽惽然弗能知也；故多为之辞，博为之说，又恐人之离本就 末也。故言道而不言事，则无以与世浮沉；言事而不言道，则无以与化游息。故 著二十篇，有《原道》、有《俶真》、有《天文》、有《坠形》、有《时则》、 有《览冥》、有《精神》、有《本经》、有《主术》、有《缪称》、有《齐俗》、 有《道应》、有《氾论》、有《诠言》、有《兵略》、有《说山》、有《说林》、 有《人间》、有《修务》、有《泰族》也。
《原道》者，卢牟六合，混沌万物，象太一之容，测窈冥之深，以翔虚无之 轸，托小以苞大，守约以治广，使人知先后之祸富，动静之利害。诚通其志，浩 然可以大观矣。欲一言而寤，则尊天而保真；欲再言而通，则贱物而贵身；欲参 言而究，则外物而反情。执其大指，以内治五藏，瀸濇肌肤，被服法则，而 与之终身，所以应待万方，鉴耦百变也。若转丸掌中，足以自乐也。
《俶真》者，穷逐终始之化，嬴垀有无之精，离别万物之变，合同死生之 形。使人遗物反己，审仁义之间，通同异之理，观至德之统，知变化之纪，说符 玄妙之中，通回造化之母也。
《天文》者，所以和阴阳之气，理日月之光，节开塞之时，列星辰之行，知 逆顺之变，避忌讳之殃，顺时运之应，法五神之常，使人有以仰天承顺，而不乱 其常者也。
《地形》者，所以穷南北之修，极东西之广，经山陵之形，区川谷之居，明 万物之主，知生类之众，列山渊之数，规远近之路。使人通回周备，不可动以物， 不可惊以怪者也。
《时则》者，所以上因天时，下尽地力，据度行当，合诸人则，形十二节， 以为法式，终而复始，转于无极，因循仿依，以知祸福，操舍开塞，各有龙忌， 发号施令，以时教期。使君人者知所以从事。
《览冥》者，所以言至精之通九天也，至微之沦无形也，纯粹之入至清也， 昭昭之通冥冥也。乃始揽物引类，览取挢掇，浸想宵类，物之可以喻意象形者， 乃以穿通窘滞，决渎壅塞，引人之意，系之无极，乃以明物类之感，同气之应， 阴阳之合，形埒之朕，所以令人远观博见者也。
《精神》者，所以原本人之所由生，而晓寤其形骸九窍，取象与天，合同其 血气，与雷霆风雨比类其喜怒，与昼宵寒暑并明，审死生之分，别同异之迹，节 动静之机，以反其性命之宗，所以使人爱养其精神，抚静其魂魄，不以物易己， 紧守虚无之宅者也。
《本经》者，所以明大圣之德，通维初之道，埒略衰世古今之变，以褒先世 之隆盛，而贬末世之曲政也。所以使人黜耳目之聪明，精神之感动，樽流遁之观， 节养性之和，分帝王之操，列小大之差者也。
《主术》者，君人之事也。所以因作任督责，使群臣各尽其能也。明摄权操 柄，以制群下，提名责实，考之参伍，所以使人主秉数持要，不妄喜怒也。其数 直施而正邪，外私而立公，使百官条通而辐辏，各务其业，人致其功。此主术之 明也。
《缪称》者，破碎道德之论，差次仁义之分，略杂人间之事，总同乎神明之 德，假象取耦，以相譬喻，断短为节，以应小具。所以曲说攻论，应感而不匮者 也。
《齐俗》者，所以一群生之短修，同九夷之风气，通古今之论，贯万物之理， 财制礼义之宜，擘画人事之终始者也。
《道应》者，揽掇遂事之踪，追观往古之迹，察祸福利害之反，考验乎老庄 之术，而以合得失之势者也。
《氾论》者，所以箴缕縩繺之间，扌韱揳啮之郄也。接径直施，以推 本朴，而兆见得失之变，利病之反，所以使人不妄没于势利，不诱惑于事态，有 符严晲，兼稽时势之变，而与化推移者也。
《诠言》者，所以譬类人事之指，解喻治乱之体也。差择微言之眇，诠以至 理之文，而补缝过失之阙者也。
《兵略》者，所以明战胜攻取之数，形机之势，诈谲之变，体因循之道，操 持后之论也。所以知战阵分争之非道不行也，知攻取坚守之非德不强也。诚明其 意，进退左右无所失击危，乘势以为资，清静以为常，避实就虚，若驱群羊，此 所以言兵者也。
《说山》、《说林》者，所以窍窕穿凿百事之壅遏，而通行贯扃万物之窒塞 者也。假譬取象，异类殊形，以领理人之意，解除结细，说捍抟囷而以明事埒事 者也。
《人间》者，所以观祸福之变，察利害之反，钻脉得失之迹，标举终始之坛 也。分别百事之微，敷陈存亡之机，使人知祸之为福，亡之为得，成之为败，利 之为害也。诚喻至意，则有以倾侧偃仰世俗之间，而无伤乎谗贼螫毒者也。
《修务》者，所以为人之于道未淹，味论未深，见其文辞，反之以清静为常， 恬淡为本，则懈堕分学，纵欲适情，欲以偷自佚，而塞于大道也。今夫狂者无忧， 圣人亦无忧。圣人无忧，和以德也；狂者无忧，不知祸福也。故通而无为也，与 塞而无为也同；其无为则同，其所以无为则异。故为之浮称流说其所以能听，所 以使学者孳孳以自几也。
《泰族》者，横八极，致高乘，上明三光，下和水土，经古今之道，治伦理 之序，总万方之指，而归之一本，以经纬治道，纪纲王事，乃原心术，理性情， 以馆清平之灵，澄彻神明之精，以与天和相婴薄，所以览五帝三王，怀天气，抱 天心，执中含和，德形于内，以莙凝天地，发起阴阳，序四时，正流方，绥之斯 宁，推之斯行，乃以陶冶万物，游化群生，唱而和，动而随，四海之内，一心同 归。故景星见，祥风至，黄龙下，凤巢列树，麟止郊野。德不内形，而行其法藉， 专用制度，神祇弗应，福祥不归，四海不宾，兆民弗化。故德形于内，治之大本。 此《鸿烈》之《泰族》也。
凡属书者，所以窥道开塞，庶后世使知举错取舍之宜适，外与物接而不眩， 内有以处神养气，宴炀至和，而己自乐所受乎天地者也。故言道而不明终始，则 不知所仿依；言终始而不明天地四时，则不知所避讳；言天地四时而不引譬援类， 则不知精微；言至精而不原人之神气，则不知养生之机；原人情而不言大圣之德， 则不知五行之差；言帝道而不言君事，则不知小大之衰；言君事而不为称喻，则 不知动静之宜；言称喻而不言俗变，则不知合同大指；已言俗变而不言往事，则 不知道德之应；知道德而不知世曲，则无以耦万方；知氾论而不知诠言，则无以 从容；通书文而不知兵指，则无以应卒已；知大略而不知譬喻，则无以推明事； 知公道而不知人间，则无以应祸福；知人间而不知修务，则无以使学者劝力。欲 强省其辞，览总其要，弗曲行区入，则不足以穷道德之意。故著书二十篇，则天 地之理究矣，人间之事接矣，帝王之道备矣！
其言有小有巨，有微有粗，指奏卷异，各有为语。今专言道，则无不在焉， 然而能得本知末者，其唯圣人也。今学者无圣人之才，而不为详说，则终身颠顿 乎混溟之中，而不知觉寤乎昭明之术矣。今《易》之《乾》、《坤》，足以穷道 通义也，八卦可以识吉凶、知祸福矣，然而伏羲为之六十四变，周室增以六爻， 所以原测淑清之道，而扌麏逐万物之祖也。夫五音之数不过宫商角徵羽，然而五 弦之琴不可鼓也。必有细大驾和，而后可以成曲。今画龙首，观者不知其何兽也， 具其形，则不疑矣。今谓之道则多，谓之物则少，谓之术则博，谓之事则浅，推 之以论，则无可言者，所以为学者，固欲致之不言而已也。夫道论至深，故多为 之辞，以抒其情；万物至众，故博为之说，以通其意。辞虽坛卷连漫，绞纷远缓， 所以洮汰涤荡至意，使之无凝竭底滞，卷握而不散也。夫江河之腐胔，不可胜数， 然祭者汲焉，大也。一杯酒白，蝇渍其中，匹夫弗尝者，小也。诚通乎二十篇之 论，睹凡得要，以通九野，径十门，外天地，捭山川，其于逍遥一世之间，宰匠 万物之形，亦优游矣。若然者，挟日月而不烑，润万物而不秏。曼兮洮兮， 足以览矣，藐兮浩兮，旷旷兮，可以游矣。
文王之时，纣为天子，赋敛无度，杀戮无止，康梁沉湎，宫中成市，作为炮 烙之刑，刳谏者，剔孕妇，天下同心而苦之。文王四世累善，修德行义，处岐周 之间，地方不过百里，天下二垂归之。文王欲以卑弱制强暴，以为天下去残除贼 而成王道，故太公之谋生焉。
文王业之而不卒，武王继文王之业，用太公之谋，悉索薄赋，躬擐甲胄，以 伐无道而讨不义，誓师牧野，以践天子之位。天下未定，海内未辑，武王欲昭文 王之令德，使夷狄各以其贿来贡，辽远未能至，故治三年之丧，殡文王于两楹之 间，以俟远方。武王立三年而崩，成王在褓襁之中，未能用事，蔡叔、管叔，辅 公子禄父而欲为乱，周公继文王之业，持天子之政，以股肱周室，辅翼成王，惧 争道之不塞，臣下之危上也，故纵马华山，放牛桃林，败鼓折枹，搢笏而朝，以 宁静王室，镇抚诸侯。成王既壮，能从政事，周公受封于鲁，以此移风易俗。孔 子修成、康之道，述周公之训，以教七十子，使服其衣冠，修其篇籍，故儒者之 学生焉。
墨子学儒者之业，受孔子之术，以为其礼烦扰而不说，厚葬靡财而贫民，服 伤生而害事，故背周道而行夏政。禹之时，天下大水，禹身执蔂垂，以为民 先，剔河而道九岐，凿江而通九路，辟五湖而定东海，当此之时，烧不暇撌， 濡不给扢，死陵者葬陵，死泽者葬泽，故节财、薄葬、闲服生焉。
齐桓公之时，天子卑弱，诸侯力征，南夷北狄，交伐中国，中国之不绝如线。 齐国之地，东负海而北障河，地狭田少，而民多智巧，桓公忧中国之患，苦夷狄 之乱，欲以存亡继绝，崇天子之位，广文、武之业，故《管子》之书生焉。齐景 公内好声色，外好狗马，猎射亡归，好色无辨。作为路寝之台，族铸大钟，撞之 庭下，郊雉皆呴，一朝用三千钟赣，梁丘据、子家哙导于左右，故晏子之谏生焉。
晚世之时，六国诸侯，溪异谷别，水绝山隔，各自治其境内，守其分地，握 其权柄，擅其政令。下无方伯，上无天子，力征争权，胜者为右，恃连与国，约 重致，剖信符，结远援，以守其国家，持其社稷，故纵横修短生焉。
申子者，朝昭厘之佐，韩、晋别国也。地墽民险，而介于大国之间，晋国 之故礼未灭，韩国之新法重出，先君之令未收，后君之令又下，新故相反，前后 相缪，百官背乱，不知所用。故刑名之书生焉。
秦国之俗，贪狼强力，寡义而趋利。可威以刑，而不可化以善；可劝以赏， 而不可厉以名。被险而带河，四塞以为固，地利形便，畜积殷富。孝公欲以虎狼 之势而吞诸侯，故商鞅之法生焉。
若刘氏之书，观天地之象，通古今之事，权事而立制，度形而施宜，原道之 心，合三王之风，以储与扈冶。玄眇之中，精摇靡览，弃其畛挈，斟其淑静，以 统天下，理万物，应变化，通殊类，非循一迹之路，守一隅之指，拘系牵连之物， 而不与世推移也。故置之寻常而不塞，布之天下而不窕。
译文及注释
著书立说的目的，是用来整治道德，规划人世之事。向上考察天道的变化规律，向下研究大地的万事万物，在中间能够把许多道理贯通起来。即使这部书不能把深奥玄妙的道理提炼出来，但涉猎广泛，也完全能够观察事物的终始了。如果只是提纲挈领地说明大概的意思，而文章中不去剖析最基本的材料，分清事物的本来面貌，担心别人会对基本理论糊里糊涂地搞不清楚，因此较多地增加了一些文字，广泛地加以阐述说明，又害怕别人脱离根本而迢求未接，所以光谈大道而不谈人事，那么便没有办法和社会一起共处：谈论人事而不谈大道，那么便不能和自然变化一起行止。因此著作二十篇，有《原道》，有《俶真》，有《天文》，有《地形》，有《时则》，有《览冥》，有《精神》，有《本经》，有《主术》，有《缪称》，有《齐俗》，有《道应》，有《氾论》，有《诠言》，有《兵略》，有《说山》，有《说林》，有《人间》，有《修务》，有《泰族》。
《原道》的内容，规划了天地四方，探索万物的形成规律，拟象元气的形状，探测大道的深远，而翱翔在无所不包的领域之内。虽然寄托在小处但包容探广，持守简约但治理广大，使人们懂得祸福发生的先后次序，也可以了解行、止的利害关系。果真能够通达它的旨意，对广博纷烦的事物便可以得到透彻的了解了。要想用一句话来明白其中的道理，那么就是尊重天道而保持本性；想见第二句话来通晓其中的道理，就是轻视外物而重视自身；要想用第三句话来探究其中的奥秘，就是抛去外物而返回真情。掌握了其中的要领，可以对内润泽五脏六腑，对外浸渍肌肉皮肤。亲身体验到这个自然的法则，可以和它伴随终身。可以用来应对万方，揽合百变。对待万方百变，就象弄丸掌中，自己也完全可以得到其中的乐趣。
《俶真》的内容，探求自然界起始终结的变化规律，包含了微妙的有、无相生的精髓，辨别万物的变化规律，等齐合同生相死的形体关系，使人明白超然物外而返回真性的道理，审察清楚仁义的得失，沟通相同与差别之间的联系，观察最高的道德的领属关系，寻求千变万化的头绪，解说清楚深奥玄妙的符验，通达自然变化的根源。
《天文》的内容，是用来协调阴阳二气的关系，理顺日月运行的规律，掌握发生、禁止的季节变化，排列星辰运行的顺序；知道逆行、顺行的变化，避开忌讳和祸殃的发生；顺从天时规律的对应变化，确定五星之神活动的规则。使人能够尊奉天道、顺应变化，而不会扰乱它的正常规律。
《地形》的内容，是用来穷究南北的长度，测清东西的宽度，划分山陵的形势，区别大川深谷的流向，明确万物的根本，知道生物繁多的种类，罗列山川的数量，规划远近的道路。使人通达通达周详，不可以因外物而妄动，不能够因怪物而惊恐。
《时则》的内容，是说上面安依循自然运行的时序，下面要尽力发挥土地的潜力；据守六度的法则，实行适宜的节令，符合人类生活的规律，形成十二个月的月令，作为共同遵循的准则，—月一年，终而复始，在没有穷尽地运行着，按照自然法则，依样效法。便知道祸福产生的规律，持守和舍弃，开发和禁止，各自都有鬼神的忌日。国君发布政令，按时教化百姓。这样可以使统治天下的国君，知道所从事的政事。
《览冥》的内容，是用来说明最精微之气可以上通九天，最微小的事物可以沦没在无形之中，纯清精粹之屋可以进入最洁净的境地，光明的东西可以通向黑暗之中。于是便可以挹取万物，招引同类。撮持积聚，渐渐形成相类似的事物。万物中能够表明意旨，而用形象摹画出来的事物，于是便同自然界的贯通凝塞，疏决川渎，堵塞险要相关联，引导人们的意志，同无穷无尽的事物联系起来，用以表明万物种类之间的互相感应关系，说明相同之气可以互相应和，阴阳二气的互相融合，而能使天地之间的征兆显露出来，以便使人用来观察遥远而广博的事物。
《精神》的内容，用来探讨人类产生的本源，而明白人的形骸、九窍，得到形象是与上天同一的；人体的血液、精气，是和自然界的雷霆风雨相比照的；人体的喜怒哀乐，是和白天黑夜、严寒酷暑相变化的。审查死生的分别，区别相同、不问的迹象。调节动静的机关、而返回到性命的根本之处。所用来使人爱护保养他的精神，抚慰宁静他的魂魄，不因为外物而改变自己的天性，而坚守大道的根本。
《本经》的内容，是用来彰明圣人的美好德行，通达古代圣贤开创的道德规范，略列哀世道德的颓败和古今道德的变化，用来褒扬先世的隆盛，而贬斥末世的弊政。用来使人废黜耳目的聪明，宁静精神上引起的激动，抑制由于情欲而产生的五种淫逸，调节用来养性的天和，分散帝王所操持的权柄，罗列大小之间的差别。
《主术》的内容，是讲国君统治天下之事。国君按照百官任职，督察责罚，使群臣各自尽到自己的才能，高明地执掌权柄，用来控制臣下，举出名目，按照实际督责检查，并且互相参照。以便使国君学握权术，抓住要害，不致妄生喜怒之情。他的统治术使邪曲正直，排除私欲而能树立公道。可以使百官象枝条通往树干，如车辐辏聚车轴，各自力求干好本业，人人便可以建立他们的功业，这就是国君统治的聪明之处。
《缪称》的内容，解析道德的理论，排列仁义的区别，稍微间杂人世间的事情，全部汇集在变化莫测的大道之中；假借外物的形象来取得耦合的例证，以便用来相互比方，就象截断小的竹子作为符节，用来适应小的需求一洋。对于解决人们所用的片面之说和巧辩之论，那么就可以感通应对而不致缺乏理论了。
《齐俗》的内容，是用来统一万物的长短优劣，齐同九夷的风气，沟通古今不同的论说，贯通万物生存的道理，裁定礼义的适宜内容，规划人世间事情的终始。
《道应》的内容，选取成功之事的事迹，追寻观察往古之时的印迹，考察祸福利害之间的正反关系；同老子、庄子的学说相验证，以便符合得失的趋势。
《氾论》的内容，是象用针线穿插在衣缝之间，如同木楔补缀在齿缝之隙。通过捷径使曲道变成正直，以便推论事物的本来面目，而预见得失的变比和利害的正反关系。以便用来使人不盲目沉沦在势利之中，不被事态的变化所迷惑；符合天道运行规律，并且考察时势的变化，而能够与自然—起转移变迁。
《诠言》的内容，是用来比类人世之事的意旨，解释辨明国家治乱的根本，比较深微之旨的奥妙，用最根本的道理加以解释，而用来补救治政的过失。
《兵略》的内容，是用来说明战胜敌人、攻取敌阵的方法，军事形势的机变，欺诈多变的战术；体察军事斗争的规律，采取后发制人的策略。而用来表明战争的胜负，没有大道是行不通的；知道夺取破阵、坚夺城池，没有德性是不能强大的。如果真正明了这个意旨，前进后退，左冲左突都没有什么失去的；打击危险之敌，乘着有利的形势，来作为凭借，而把清解作为准则。避开实力，攻击虚弱之敌，就象驱赶牛羊一样。这就是所说的用兵问题。
《说山》《说林》的内容，是用来开通百事的堵塞，而使万物的障碍畅通无阻。借用比喻来选取对象，联系不同的种类和殊别的形体，用来领会人世间事物的要义，解开纽结，解释疑团，而用来阐明百事变化的征兆。
《人间》的内容，是用来观察祸福的变化，考察利害的正反演变；按照脉络研究得失的踪迹，揭示事物终终的更替关系。分清各种事物的微小区别，陈述存也、灭亡的机变，使人们知道坏事可以变为好事，失去可以变为得到，成功可以变为失败，有利可以变为有害。果真理解了它的深远意义，那么就可以在世俗之间俯仰曲伸了，而不会被谗佞和坏人所伤害。
《修务》别的内容，是用来针对有人对“道”没有精深的理解，对旨意观点没有深入探索，只重视那此文辞，反而误把清静作为法则，把淡漠作为根本，就会松懈堕落而放弃学业，放纵情欲，满足安逸，想用马马虎虎、自我放荡，就把大道堵塞。现在疯子是没有忧虑的，圣人也是没有忧虑的。圣人没有忧虑，是用德性来协调；疯子没有忧虑，不知道祸、福的发生。因此通晓大道的人实行“无为”，和根本不懂的人实行“无为”是相同的，他们所用来实行“无为”的原因则是根本不同的。因此，这就是那些称说虚浮不实和没有根据的言论，根本不懂的人能够听从的原因。所用来使求学的人不断勤勉努力，这样自己也就差不多达到要求了吧！
《泰族》的内容，是研究道旨和德性义系的。“道”充满四方八极，高的至高无上，上面使日月星大放光明，下面使水土和谐。给古今之道规定法则，给伦理关系确定顺序，总括万方的要旨，而把它们归向根本——道。以便用来规划治理天下，管理统治天下之事，于是便要探索思想和意识的源流，理顺人的情性。用来安置清净平正的灵魂，彻底澄清变化莫测的精神，以便能同自然祥和之气相结合。用来观览五帝三皇的业迹，含怀着上天的意旨，怀抱着大地之气；执掌公正，饱含和气；大德在内心形成，而凝结在天地之中，引发阴、阳二气；规定了四季的时序，正气传布四方。用它来安抚天下就会安宁，推广它就能得到施行。于是便用来化育万物，流动感化一切生物。就象唱歌就有和声，活动就有跟随—样，天下之内，一个意念而归向一起。因此瑞星山现，吉祥之风来临，黄龙随之降下，凤凰在树上筑巢，麒麟在郊野停息。大德没有在内心形成，而推行他的法令，专门使用法制，天地之神不会响应，幸福吉祥不会来临；四海之内不能宾服，兆亿人不能归顺。因此，道德在内心形成，这是治国的最大根本。这就是《鸿烈》中的《泰族》所要表达的内容。
概括著书的目的，是用来观察大道的开启和阻塞，希望后代能够值得举止措施、取舍的适当办法，在外部和万物交接而不致迷惑，在内部能够用来静处精神颐养元气，温煦最高的和气，而自己也能够从中得到快乐，这些都是从天地之中得到的。因此谈论人道而不明白事物的始终变化，便不知道学习仿效的对象；谈论事物的始终变化，而不明了天地四时的变化，便不知道回避灾祸和忌讳的事情；谈说天地四时之间的变化，而不去引用譬喻援引类似的例证，便不如道精妙微小的事物；谈论人的最微妙的精气不探索人的神气发生原因，便不知道养生的机变；探索人之常情而不谈论最高的道德，便不知道五种行为之间的差别，谈论天子之道而不说诸侯国君之事，便不知道大小的等次；淡论国君之事而不去陈说譬喻，便不知道掌握动静的适度；谈论陈说譬喻，而不论及习俗的变化，便不知道会合大要；谈论习俗变化而不谈往古之事，就不了解道德的对应变化；了解道德的对应变化而不知道世事的曲折，便不能配合各种变故；知道广博地论说而不知道阐明精微之言，便不能从容不迫；通晓书籍文章而不知道用兵的要旨，便没有办法应付突然变故；知道大要而不知道使用譬喻，就没有办法推论明白事理；了解公正之道而不知道人间曲直，便不能应对祸福；知道人间之事而不了解努力进取，便不能来使学习的人勤奋学业。想尽力减少它的文字，总括的它的要点，但是不经过委婉曲折地引入境地，便不能够穷尽道德的旨意。因此著书二十篇，这样天地之间的道理便探究清楚了。人世间的事情便全部接触了，帝王统治天下的方法已经全备了。书中的论说有的谈论小事，有的涉及大事，有细微之说，也有粗疏之言，每卷旨趣都是不同的，各自都有论述的文字。现在专门谈论道，那么是没有地方不存在的；但是能够得到根本而能知道未节的，恐怕只有圣人了。现在的学习的人没有圣人之才，如果不替他们详细解说，那么就会终身困顿于杂乱昏暗之中，而不知道在光明的道路上醒悟。
现在《周易》中的乾和坤，完全能够穷尽道术通达旨意了，八卦可以识别吉凶知道祸福了；但是伏羲还为它演变而成了六十四个卦象，周文上又增加了六爻，所用来探究测度明朗之道，而远溯万物的本源。五音的数量，不过宫商角微羽，但是五弦的琴不能够弹奏，必须有高音、低音的更互相和，然后才能成为曲子。现在画一个龙头，观看的人不知道是什么野兽，全部画完它的形状，那么就不会怀疑了。现在说到“道”的，就会谈的很多；说到万物的，就会谈的很少，谈到统治之术的，就会议论很广泛；而谈到事情的，就很浅薄。如果用理论来推求，那么便觉得无话可说了。所用来从事教学的人，本来想指引他们，也只好不说罢了。
大道的学问是最深的，所以要多多的替它说明，以便表达它的实际情况，万物是纷坛复杂的，所以广博他为它论说，以便通达它的意旨。辞语虽然曲折而又很散乱，纷纭交错而又遥远松缓，所用来淘汰清除个人的旧有的牢固观念，使他们没有凝结闭塞，那么掌握大道而不会松散。在长江黄河中的腐烂尸骨是数不清的，但是祭祀的人要从中汲水，因为它广大；一杯白酒，苍蝇淹没在其中，一个人都不去品尝，因为它狭小。果真能够通达二十篇的论述，看到大概得到要领，可以用来通达九野，取道十门，把天地排除在外，开合山川，对于自由往返于人世之间，执宰万物之形，也可以说能悠闲自得了。如果能象这样，到达日月而不会有光亮，润泽万物而不会消耗；漫布大地啊，而润滑万物啊，完全可以用来观览一切了。深远无边啊，可以遨游在广阔无垠之源啊！
周文王的时候，商纣王是天子，搜刮民赋没有限度，杀戮无辜不能停止，沉溺于淫乐美酒之中，宫廷之中竟象市场一样；制造了炮烙之刑，挖掉劝谏的贤人之心，剖开孕妇的肚子，天下一心而痛恨他，周文王四代积累善事，修治德行，推行大义。处在岐周之地。土地方圆不过百里，但是天下三分之二的诸侯归向了他，周文王要以卑下弱小的地位战胜强暴的纣王，而为天下人民除去凶残之君，以便成就王道，因此姜太公的兵谋便产生了。
周文王从事伐纣的事业，刚开始便去世了，周武王继承周文王的大业，采用太公的谋略，倾注全国的兵力，亲自穿上甲胄，来讨伐无道不义之君。在牧野会合天下诸侯，誓师伐纣，终于踏上了天于之位。天下没有平定，海内没有安宁，武王打算使文王的美德昭明天下，使夷狄各自带着他们的财物前来进献；道路遥远的地方不能按时到达，于是便治理三年之丧，把文王尸体大殓在两个楹柱之间，用来等待远方之人。周武于立国三年而驾崩，周成王还在襁褓之中，不能执政。蔡叔、管叔辅助约王公子禄父，想要举行叛乱。周公旦继承父兄文王、武王的事业，掌握了天子的权力，用来安定周王室，而辅佐成王，平定天下大叛乱。周公担心争斗不停止，臣下危及天子，因此便把军马释放到华山，把牛散放到桃林；把战鼓打破，鼓槌折断，身插笏板而朝见，以便安定周王室，镇压安抚天下诸侯。成王已经长大，能够处理政事，周公便到鲁国受封，用这个办法转移风气改变习俗。孔子修治成、康的主张，祖述周公的教训，用来教导七十个学生，使他们穿戴起周王朝的衣冠，研究遗留下来的典籍，于是儒学便产生了。
墨子学习儒家的学说，接受孔子的思想，认为他的礼节烦琐而不简易；丰厚的葬礼，耗费了资财，而使百姓贫困；长久服丧，伤害生命而妨碍政事。因此背离周朝的法规而使用夏朝的法令。夏禹的时候，天下发了大水，禹亲自拿着畚箕和木锹，而给百姓作出表率。疏通黄河而分成九个支流，凿通江而沟沟众多的河流，开通五湖而注入东海。在这个时候，烧火的余烬来不及排除，衣服沾湿了来不及擦拭，死在山陵葬在山陵，死在湖泽葬在湖泽，因此节省财物而简易的葬礼，简单的服饰便产生了。
齐桓公的时候，天子的地位卑下，势力弱小，诸侯用武力互相征伐。南夷北狄，交互侵伐中国，中国没有断绝，但仅象细丝一样，十分危急。齐国之地，东边背靠大海，北面有黄河作阻塞，地盘狭小，田地很少，而百姓多有智术和巧诈，桓公忧虑中国的隅祸患，苦于夷狄的战乱，想来保存灭亡的国家，继续绝嗣的宗族，使大于的地位尊崇起来，增广文、武的事业，因此管子的著作便产生了。
齐景公在宫廷内贪恋音乐美色，在外爱好走狗、骏马，射箭打猎便忘掉归来，喜欢贤人但是常常不能辨别。建起豪华的路寝之台，聚集铜铁铸起了大钟，在庭下值击之后，引起远郊的野鸡呜叫。一个朝上便赐给群臣三万斛粮食。梁邱据、子家哙在左右引诱景公。因此晏子的讽谏便产生了。
战国的时候，六国诸侯地域各不相同，大水阻碍，高山隔绝，各自治理自己的境内，守卫着分割的土地，掌握着他们的大权，擅自发布政令，下面没有诸侯之长，上面没有天子统治。用武力争夺权力，胜利的为尊。他们依仗联合之国，约定能够招致的重兵，剖开符契，连结远方的援兵，用来防守他们的国家，护卫他们的社稷。因此纵横、长短之术产生了。
申不害，是韩昭王的辅佐。韩国原是由晋分割而建立的。土地贫瘠，而百姓险恶，又介于大国之间。晋国原来的礼仪没有废止，韩国的新法又重新出现；先君的命令没有收回，后君的命令又接着而下。新、旧相反，前后相抵触，百官相背而混乱，不知如何使用。因此刑名之学便产生了。
秦国的习俗，贪狠如狼，竭尽武力，缺少大义，而趋向利益。可以用刑法来施行威严，而不可以用教化让他们行善；可以用奖励来勉励他们，而不能用名声来使他们严肃。覆盖险阻而以黄河为带，四周有险关堵塞，地理形势对它极为有利方便，积蓄充足。秦孝公想以处于虎、狼之优势，而吞并天下诸侯。因此商鞅的法家思想便产生了。
至于象刘氏的著述，观察天地的形象，通达古今的事理，权衡事理而建立法规，度量形体而施予合宜的措施，探索人们的道德规范，使之符合三皇的风气，以便扩大道旨。在幽深微妙之中，探索精妙美好的东西；抛弃了它的混浊，斟取它的精髓。而用来统一天下，治理万物，适应变化，通达不同的方面。不是依循一个车轨形成的路子，恪守一个角落的偏见，拘泥于有联系的事物，而不随世道的变迁而转移，因此放置到寻常之处而不会阻塞，布散到天下而不会有空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