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
夫明察“六主”，以观君德。审惟“九风”，以定国常。探其“四乱”，核其“四危”，则理乱可知矣。
何谓“六主”？
荀悦曰：“
体正性仁，心明志同，动以为人，不以为己，是谓‘王主’(议曰：王主者，谓天姿仁德。)；
克己恕躬，好问力行，动以从义，不以从情，是谓‘治主’(议曰：治主者，谓抑情割欲)；
勤事守业，不敢怠荒，动以先公，不以先私，是谓‘存主’(议曰：存主者，谓拘法守律)；
悖逆交争，公私并行，一得一失，不纯道度，是谓‘衰主’；
情过于义，私多于公，制度逾限，政教失常，是谓‘危主’；
亲用谗邪，放逐忠贤；纵情逞欲，不顾礼度；出入游放，不拘仪禁。赏赐行私，以越公用；忿怒施罚，以逾法理。遂非文过，而不知改，忠言壅塞，直谏诛戮，是谓‘亡主’。
(故王主能致兴平，治主能修其政，存主能保其国，衰主遭无难则庶几能全，有难则殆；危主遭无难则幸而免，有难则亡；亡主必亡而已矣。)
何谓“九风”？
君臣亲而有礼，百寮和而不同，让而不争，勤而不怨，唯职是司。此“礼国之风”也。(尹文子曰：“上不胜其下，下不犯其上，上下不相胜犯，故禁令行，人人无私，虽经险易而国不可侵，治国者也。”)
礼俗不一，职位不重，小臣谗疾，庶人作议。此“衰国之风”也。(尹文子曰：“君年长，多妾媵，少子孙，疏强宗，衰国也。”)
君臣争明，朝廷争功，大夫争名，庶人争利。“此乖国之风”也。
上多欲，下多端，法不定，政多门。此“乱国之风”也。(尹文子曰：“君宠臣，臣爱君，公法废，私政行，乱国也。”)
以侈为博，以伉为高，以滥为通；遵礼谓之拘，守法谓之固。此“荒国之风”也。(议曰：夫晋家尚于浮虚，所以败也。此之谓也。)
以苛为察，以利为公；以割下为能，以附上为忠。此“叛国之风”也。(叔向曰：“大臣重禄而不极谏，近臣畏罪而不敢言，下情不上通，此患之大者也。”)
上下相疏，内外相疑；小臣争宠，大臣争权。此“危国之风”也。
上不访下，下不谏上；妇言用，私政行。此“亡国之风”也。(尹文子曰：“国贫小，家富大；君权轻，臣势重，亡国也。内无专宠，外无近习；支庶繁息，长幼不乱，昌国也。农桑以时，仓廪充实；兵甲劲利，封疆修理，强国也。”
文子曰：“夫乱国若盛，治国若虚；亡国若不足，存国若有余。虚者，非无人，各守其职也；盛者，非多人，皆邀于末也；有余者，非多财，节欲事寡也；不足者，非无货，人躁而费多也。”)
何谓“四乱”？
管子曰：“内有疑妻之妾，此家乱也；庶有疑嫡之子，此宗乱也；朝有疑相之臣，此国乱也；任官无能，此众乱也。”
(故曰：“立天子者，不使诸侯疑焉；立诸侯者，不使大夫疑焉；立正妻者，不使嬖妾疑焉；立嫡子者，不使庶孽疑焉。疑则动，两则争，杂则相伤。故臣有两位者，国必乱；臣两位而国不乱者，君犹在也，恃君不乱，失君必乱矣。子两者位，家必乱；子两位而家不乱者，亲犹存也，恃亲不乱，失亲必乱矣。臣疑其君，无不危之国；嬖疑其宗，无不危之家也。”)
何谓“四危”？
又曰：“卿相不得众，国之危也；大臣不和同，国之危也；兵主不足畏，国之危也；民不怀其产，国之危也。此治乱之形也。
凡为人上者，法术明而赏罚必者，虽无言语而势自治；法术不明而赏罚不必者，虽曰号令，然势是乱。”
(管子曰：“理国有三器，乱国有六攻。明君若能胜六攻而立三器，故国理；不肖君不能胜六攻而立三器，故国乱。三器者何也？曰：号令也、斧钺也、禄赏也。六攻者何？曰：亲也、贵也、货也、色也、巧佞也、玩好也。三器之用何也？曰：非号令无以使下，非斧钺无以威众，非禄赏无以劝人。六攻之败何也？曰：虽不听而可以得存，虽犯禁而可以得免，虽无功而可以得富。夫国有不听而可以得存者，则号令不足以使下；有犯禁而可以得免者，则斧钺不足以威众；有无功而可以得富者，则禄赏不足以劝人。号令不足以使下，斧钺不足以威众，禄赏不足以劝人，则人君无以自守也。)
是故，势理者，虽委之不乱；势乱者，虽勤之不治。尧、舜拱己无为而有余，势理也；胡亥、王莽驰骛而不足，势乱也。
(商子曰：“法令者，人之命也，为治之本也。一兔走而百人逐之，非以兔可分以为百，由名分之未定也。夫卖兔者满市，盗不敢取，由名分之定也。故夫名分定，势治之道也；名分不定，势乱之道也。故势治者，不可乱也；势乱者，不可治也。夫势乱而欲治之，愈乱矣；势治而治之，则治矣。故圣人治治、不治乱也。圣人为人作法，必使之明白易知，愚智遍能之。故圣人立天下而天下无刑死者，非可刑杀而不刑杀也，万人皆知所以避祸就福而皆自治也。明主因治而治之，故天下大治也。”)
故曰：善者，求之于势，不责于人。是故，明主审法度而布教令，则天下治矣。
(《左传》曰：“国将亡，必多制。”杜预云：“数变法也。”)
论曰：夫能匡世辅政之臣，必先明于盛衰之道，通于成败之数，审于治乱之势，达于用舍之宜，然后临机而不惑，见疑而能断，为王者之佐，未有不由斯者矣。
译文及注释
分辨清楚六种类型的君主，就可以用来考核每一位皇帝的功过得失；总结出九种类型的国家风气，就能鉴定一个国家兴盛还是衰败；探讨四种乱国的表现，核定四种危国的征兆，那么治国安邦、拨乱反正的方针也就清楚了。
东汉末史学家苟悦说：“天性仁慈，头脑清醒，志在天下大同，所有的举措都是为了人民，而不是为满足自己的私欲，这是‘王主’——可作帝王的君主[王主具有先天的仁慈美德]；能克制自己的私欲，性格宽厚，能身体力行，勤学好问，办事遵循仁义的原则，不感情用事，这是‘治主’——能带来一个清明盛世的君主[治主的主要表现是克制情欲，忍痛割爱]；勤政爱民，兢兢业业地保护先烈开创的基业，丝毫不敢荒淫懈怠，处理国家大事能做到先公后私，这是‘存主’——能坐江山的君主[存主关键是奉行先主的传统法规]；性情狂悖，叛逆伦常，朝廷里的奸邪争权夺利，公私并行，政策的得失没有什么真正的理论标准做依据，这是‘衰主’——走上穷途未路的君主；情欲压倒了礼义，私利重于公益，国家制度超过了界限，政治文化失去了常规，这是‘危主’——危在旦夕的君主；亲信、重用诬陷忠良的邪恶小人，排挤、打击德才兼备的忠臣，放纵情欲，贪得元厌，不顾忌礼教法规，出入游幸放荡，不受规章制度的约束，拿着国家的财物赏赐亲信，超过了用在公共事业上的开支，一不高兴就乱加刑罚，从不依据法律，文过饰非，有错不改，忠诚的意见听不到，敢于冒死直谏的大臣都要被杀掉，这是‘亡主’——亡国的君主。”
[所以说，“王主”可以统一四海，使天下兴盛太平；“治主”可以巩固这种局面；“存主”可以保住江山；“衰主”如果国家不发生灾难可以勉强保住安全，有难就危险了；“危主”没有国难就谢天谢地了，有难必是亡国；“亡主”则必亡无疑了。]
“九风”是什么意思呢？
君臣之间亲近有礼，文武百官虽有不同政见但仍然和睦相处，互相谦让，不争名夺利，勤勤恳恳为国效力，不互相埋怨，一心一意把自己分管的工作做好。这是“理国之风”——国家大治的象征[尹文子说：“上级领导不压制下属，下属不冒犯上级，上下融洽，就能做到令行禁止，人人无私。在这种风尚下，虽然经受艰难险阻的考验，国家仍可坚如盘石，不会受到敌国的侵犯。这才是真正的天下大治”]。
礼教风尚不能统一，当官的不受敬重，基层官员攻击国家的弊病，平民百姓议论纷纷，这是“衰国之风”——国家衰败的象征[尹文子说：“国王虽然年迈还养着许多嫔妃，子孙不多，有势力的宗族被疏远，这是国家衰败的表现]。
君臣互相争荣誉，朝中大臣争功劳，士大夫争名声，老百姓争私利，这是“乖国之风”——众叛亲离的象征。
上层官员私欲泛滥，下层官员作恶多端，法规不稳定，政出多门，这是“乱国之风”——国家动乱的象征[尹文子说：“国王宠幸大臣，大臣只爱君王，国家的法律废弛，人欲横流，这是乱国的表现”]。
把奢侈误以为繁荣，把骄纵误以为高贵，把自由散慢误以为开明，遵守礼义的人被认为是顽固不化，奉公守法的人被认为是固步自封，这是“荒国之风”——国家荒淫的象征[晋代崇尚玄虚、轻浮，所以引起了五胡乱中华，就是历史的明证]。
把苛捐杂税当作精明，为国家服务是为了捞取好处，把宰割老百姓当作能耐，把溜须拍马当作忠诚，这是“叛国之风”——国家叛乱的象征[叔向说：
“大臣只想着奉禄，就是不进忠言，亲信的随从怕得罪上司不敢说真活，下面的真实情况反映不到中央，这是最大的隐患]。
上下隔阂，内外猜疑，小官员争着讨上司的欢心，当大官的争夺权力，这是“危国之风”——国家危亡的象征。
上级官员不深入基层了解情况，下面的群众也不向上反映意见，老婆怎么说就怎么办，国家的法律不执行，而是各搞各的，这是“亡国之风”——
国家灭亡的象征。
[尹文子说：“国家贫困衰弱，私人出现了富户大家；国王的权力削弱，大臣的势力增强，这就是亡国的征兆；宫廷内没有专宠一人的现象，朝廷里没有宠幸的弄臣，家族人丁兴旺，长幼有序，这是国家昌盛繁荣的表志；农事活动适时，粮食储存厚实，军队精锐，疆土治理得很好，这是强国的特征。”
文子说：“动乱的国家看上去好象很热闹；安定的国家看上好象很空虚；灭亡的国家好象匾乏不足；图存的国家好象过剩有余。空虚不是没有人，而是因为人人都在岗位上；热闹不是人丁多，而是因为都在追逐蝇头小利；有余不是财力富余，而是因为寡欲少事；不足不是市场无货，而是因为人们虽然收入少，但是各种税赋却很多。]
什么是“四乱”呢？
管仲说：“家中有疑忌正室的小妾，这是家乱；庶子疑忌嫡子，这是宗乱；朝廷里有疑忌宰相的大臣，这是国乱；任命的官员昏庸无能，这是众乱。”
[所以说：“确立谁为天子时，不能引起各地诸侯的疑虑；分封王侯的时候，不能让朝中大夫疑虑；立正妻的时候，不能让妾疑忌；立嫡子的时候，不能让庶子疑忌。一有疑忌就要有所行动，不分正偏、长幼就要争斗，没有秩序就会互相伤害。因此把同一职务任命给两个大臣，国家必然发生动乱，没有发生动乱是因为国王还健在，依靠国王平息纷争，大臣们有所畏惧，还不敢乱来。国王一死，必乱无疑。同时立两个嫡子的情况也一样。另外，大臣疑忌国王，没有不危害国家的；庶子疑忌家长，没有不危害家庭的。”]
什么是“四危”呢？
管仲又说：“国家的危险表现在四个方面：一是公卿和相国得不到群众的拥护；二是大臣们不能同心协力；三是统帅军队的元帅不足以引起敌人的畏惧；四是人民不关心生产。这就是识别天下大乱或天下大治的标准。
“凡是作为最高领导者的，法策、法规严明，赏罚必定兑现的，虽然不用多少宣传口号，大势所趋，国家自然能达到大治；法令、策略不明，赏罚又不兑现的，即使天天发号召，也必然要大乱。”
[管仲说：“治国有三种武器，乱国有六种隐患。英明的国王如果能战胜这六种隐患，掌握这三种武器，国家必然会得到治理。昏君不能战胜六种隐患，掌握三种武器，所以致使国家动乱。三种武器是什么呢？一是号令，二是刑罚，三是俸禄和赏赐。什么是六种隐患呢？一是亲信，二是宾师（没有官职而被国王敬重的人），三是行贿的人，四是女色，五是善于钻营的小人，六是陪你玩赏的人。三种武器有什么功用呢？没有号令不能驱使臣民；没有刑罚不能在群众中产生威摄力量；没有赏禄不能鼓舞人效命。六种隐患为什么会导致败亡呢？这六种人虽然不服从法令也可以安然无羔，虽然犯了法也可以逃避法网，虽然没有功也可以发财致富。一个国家，有了不守法也安全的人，就不能让下边的人服从号令；有违法不究的人，法律就没有了尊严；有无功受禄的人，奖赏和薪水就不起作用。这样一来，当国王就失去了坐稳江山的武器。]
因此可以说，体制、风尚构成了治理的格局，体制合理，顺其自然，国家就不会发生动乱。相反，即使手忙脚乱，也不会治理好。尧舜垂拱，无为而治，都显得雍容有余，因为其体制是治理的格局；胡亥、王莽奔驰忙碌，都制止不住天下大乱，因为其体制就是致乱的格局。
商鞅说：“政策法令，是人民的生命，国家的根本。上百个人追捕一只野兔，不是因为一只兔子可以变成一百个，而是由于兔子的所有权还没有确定。卖兔子的人市场上到处都有，但是盗贼不敢随便拿，因为归谁所有已经明确。由此可以知道，确定名分（解决所有权），是治国的基本原则。名分不确定，所有权不明确，势必要发生混乱。如果体制是治理的体制，想乱也乱不了。体制是混乱的体制，想治也治不了。是混乱的体制，越治越乱。是治理的体制，治理就很容易了。所以圣人只治理具备治理体制的国家，不治理其体制就是动乱根源的国家。圣人为人民群众制定法律，一定要让老百姓对法律明白易知，通俗易懂，人人都能做到。所以在圣人建立的国家里，没有因犯法而被杀的。倒不是该杀不杀，而是因为人人守法，人人避祸就福，人人自我教育。英明的君主以根本体制为基础治国，所以才会出现天下大治的盛世。”]
因此，我们说，善于治理国家的人，是在改造国家体制上下功夫，而不是把希望寄托在某一个人身上。所以英明的国家领导人反复研究审视法律制度，而后颁布命令，天下就会实现大治。
[《左传）说：“一个国家快要灭亡的时候，必然会有许多政策制度出台。”
杜预解释说：“这里的意思是变法频繁。”]
结论：能够匡扶世道人心、辅佐国家大政的权臣，务必要首先明白盛衰的道理，精通成败的奥秘，研究造成大治或大乱的体制根源，通晓各级领导的任用和罢兔的规矩，再加上面临纷繁复杂的时局而不迷惑，遇到疑难、棘手的问题能断决——做为君王的辅相，古住今来，没有不首先从这里做起的。